2 - 文化意象是一種想像的社群

如果我們提起日本文化，人們可能會想起村上春樹沒有高潮迭起但是卻細細密密的描述生活中趨近於孤獨的單獨閒情逸致；可能是三宅一生引用和服極簡剪裁的哲學而在時尚設計史留名的無結構時裝設計；可能是無印良品延伸柳宗悅生活器物的存在就是要健壯的為人服務的民藝理論；也可能是Sony對細節和品質的精準要求。更有趣的是如果村上春樹、三宅一生、 無印良品或是Sony被拉離開日本文化的背景中，他們可能也無法達到他們在現實中抵達的成就，例如台灣的HTC即使在科技和設計中均屬上乘之作，在製造上也根留台灣，卻無法站穩抵抗其他強勢文化的襲擊。

然而事實上與其說上述的進入我們腦袋的村上春樹、三宅一生、無印良品與Sony印象是日本文化，不如說是日本文化的意象，或者社會學家安德森亦稱其為「想像社群」[1]，例如人們對花都巴黎的浪漫想像、對德國的嚴謹印象又或是義大利深植人心的熱情形象。

對馬克斯主義者來說，最弔詭又令人痛苦的現象莫過於一旦虛幻的國族認同被建構出來，勞工階級對於自身被壓迫者創造的不平等與剝削感，便因為對國族情感的想像而消失無蹤[2]。安德森身為馬克思學派的政治學家，在目睹了冷戰時期無數社會主義革命政權中的軍事衝突，但是起義的理由從來不是來自馬克思的理論，而是始終如一的國族主義後，重新將自己的學派融合了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寫成著名的《想像社群：國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

安德森認為國族實則是社會創造的文化產物，也因此安德森將國族定義為一種想像的建構[3]。但是這裡的想像並非虛無的非現實，而是一種社會建立國族認同的認知過程，亦即社會心理學中的認知事實[4]。因為一個國族的身份、地域、語言乃至於國家歷史並不是自然而然客觀存在的事實，而是建立自人們精密策劃的政治論述以建構集體的社會記憶。是以自十八世紀以降在大眾媒體傳播的推波助瀾中，國族意象經由過去的民間故事、節慶、神話、紀念事件等，或是今日的新聞事件、設計品牌、流行偶像等媒介[5]，使素不相識又身處不同地方的人們仍然因為媒體的資訊而產生相同的認知，進而凝聚成真實存在的共同體[6]。安德森更進一步地指出，事實上任何一個大於人們彼此互相認識的小鄉村的社群都是被想像出來的，一個社群之所以能夠跟別人區別出來，並不是因為它實質上的真偽，而是經由他們被人們所想像的形象[7]。

換句話說，所謂日本、法國、德國、義大利或是Sony、Chanel、Braun、Alessi的文化意象其實更像是一種傳播的學問，這樣的意象傳播在今日的消費社會中正成為廠商塑造商品風格與消費者創造秀異的媒介，猶如布希亞所描繪的符號世界：人們活在意象建構出的意象世界，意象甚至比真實還要真實，而後意象就取代了真實[8]。詹明信也認為今日的消費社會已然全面被符號、訊息與意象所滲透，真實正被顛覆，所有的事物在實質存在後就迅速被文化所中介、轉化，而後才被大眾接收[9]。是以或許在回答上一節末關於文化是如何轉變成文化資本時，我們可以推論文化往往會先被符號生產專家（例如媒體、評論家、論壇、博物館等）轉化成他們希望大眾心中形成的文化意象，而後這些被強勢地宣傳、又或是自然富有感染力的文化意象才會在不同的場域中發揮實質影響力，並成為布迪厄理論中具有加深權力與經濟效益的文化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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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 (London: Verso, 1991).

[2] Lam, Ping. “Book Review 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by Benedict Anderson.” ACADEMIA.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3] Anderson, B., op. cit., 26.

[4] 林錫霞，〈客家文化意象的想像與建構：以勝興國際桐花村為例〉，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學位論文，2010，10。

[5] 費瑟史東（Mike Featherstone）著，趙偉妏譯，《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2nd ed，台北：韋伯，2009），263。

[6] Anderson, B., op. cit., 26-37.

[7] Ibid., 6.

[8]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著，洪凌譯，《擬仿物與擬像》（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台北：時報，1998）。

[9]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著，吳美真譯，《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台北：時報，1998）IV-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