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設計讓事物變得對生活有意義

古希臘的伊索寓言將人世間的人生道理透過擬人化的動物娓娓道出,例如誠實才是處事真理的湖中女神之金斧頭銀斧頭、有志者事竟成的龜兔賽跑或是失信於人的放羊的孩子,引人入勝的寓言故事形式讓希臘前人的處事智慧可以傳遞到當時上自貴族下自平民,或是今天從歐洲到亞洲或美洲的每一個大眾心中,朗朗上口又深植人心。

或許這其實是回答設計大哉問:你覺得設計是什麼時,可以稍稍提供一些線索的解答:設計讓世界的萬物變成對普羅大眾有意義的事情,感知、體驗與美學則是設計出發的基礎[1]

是設計師為打字機械上所安置得圓滑外殼讓我們的十指得以來回穿梭在打字機上,否則那將只是一具專業人士才能操作的複雜機械[2];是設計師為台積電出場的晶圓體繪製出一個個適合我們一手掌握的簡約曲線智慧型手機,否則他們只是一群閃閃發亮又讓人摸不著頭緒的精密晶片;是設計師發展的流線太空船外殼與內部的人因座椅,否則太空探索變只是環繞一整圈辦公室黑板的高深數學算式;也是設計師手中的INFOGRAPHIC(可能是傳統簡報裡的圓餅圖、或是當今風行的大數據圖像)讓原本眼花撩亂的大量數據(DATA)以一種普羅大眾都可以一眼看懂的資訊(INFOMATION)姿態呈現在我們眼前[3];或是時尚設計師將原本3D列印出的奇妙立體結構放入前衛的服裝走秀之中;更是設計師例如NENDO設計事務所,將編織金屬網的工藝搬用到吊燈的設計之中,並在世界各地的展覽大放異彩,讓大家看見日本那精準又細膩的手工之美,否則它依舊只是活在東京豆腐工具店裡的小小工藝。

簡單來說,設計師賦予新的事物(THING)一種意義,以解決社會面對新事物(無論是新的科技、沒有在你的生活中出現過的價值觀、沒有在你的經驗中接觸過的東西)的那種不確定、不安、又模糊的感覺。又或許古希臘對DE-SIGN一詞在字根上的解釋其實更清晰,用一個符號把這個新事物與其他東西區別出來,指派出這個新事物相對於其他人事物之間的關係[4]

換言之,設計以使用者的社會文化脈絡為背景提出了一種新的生活中的意義。人們之所以需要這一層意義的轉換是因為我們對事物的感知不是來自其外觀上的物理特性,例如複雜的機械、大量的數據或是3D列印出的材料,而是我們可以怎麼用這個東西,或是這個東西怎麼影響我。認知心理學者就曾經發現當他們請受訪者形容家中的每一件事物時,他們描述的是這個東西如何方便搬運而非他幾公斤;這個東西好不好拿到而非他有多高;這個東西好不好握而非他的直徑是多少;這個東西有多麼的啟發我或是令我著迷而非他有多美,或是描述這個東西是誰送給我的、我怎麼獲得他的、他總是令我想起哪些事情,人們有感覺與共鳴的是事物對自己的意義,意義是一種認知關係的建立[5]。設計引人入勝的地方就在於世界是一個不斷開展的奧秘世界,世界裡的意義永遠處於湧現的狀態[6]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則是人們如何接收設計師建立起的意義呢?如果中文或英文是人們彼此溝通的語言,程式碼是人與電腦溝通的語言,設計的形式就是一種設計與大眾溝通的語言了。簡單來說,事物需要具有意義才能被理解並使用,但是他也需要有存在的形式才能被大眾所接收[7]。例如收音機的起源來自1886年赫茲(HERTZ, 1857-1894)發現的電磁輻射,十年後馬可尼(MARCONI, 1874-1937)發明了無線通訊的技術讓赫茲的發現變成實用的成果。1920時某位民眾擁有了第一台可以收到廣播的收音機,但是這時的收音機將許多多元件接在一個在底板上,而且天線、電池和喇叭是分開的組件。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想要操作你家的收音機聽廣播的話,你需要一些專業的通訊或機械知識。於是設計師的挑戰便是在於如何創造一個可以將這些獨立的收音機結構轉化成一件實用的產品,而且人們可以直覺的從產品的形式中知道該如何使用它,設計形式的說明性質讓收音機真的變成對生活有意義的東西。後來的收音機的形式就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它有一個外殼包住了所有的組件、用布料包覆住的喇叭出口、開關機的按鍵、調整音量與頻道的旋鈕、可以伸長伸短控制訊息接收品質的天線等等。但是收音機的形式除了使用的說明性外,其形式上的象徵性也讓設計展現了當時時代的科技發展與人文涵養,例如我們可以在MAGNO推出的印尼木製收音機,渾圓的外型、天然的木頭與皮革組件以及每用掉一棵樹就種另一棵新的樹的承諾,看見當時自然與環保意識抬頭的價值觀。

同時,我們也可以從設計史中看見設計的形式在語言溝通上所能富含的象徵性質[8]。例如現代主義時期的設計師捨棄了傳統設計形式帶有裝飾性的特質,將工業生產時代理性、標準化又國際通用的精神與價值觀,帶入建築、傢俱與生活用品的形式之中,由大量生產的圓管金屬所彎成的座椅扶手取代過去昂貴手工的雕龍畫鳳。又或者像是DYSON在80年代推出革命性的吸塵器時,他用鮮艷的顏色象徵他的創新,透明的外殼則向大家說明吸塵器內部強而有力的運轉結構。醒目而獨特的設計形式宣示了DYSON與現有吸塵器的區別,今天的我們也一直記得DYSON鮮豔透明的外型為當時社會所帶來甚至延續至今創新而領先的象徵形象。

但是或許下面這個例子更可以解釋設計的形式在與大眾溝通上的廣大影響力:近來歐洲藝廊與博物館的寵兒設計藝術家(DESIGNART),即使他們的作品多半是限量發行且帶著藝術精神,例如對土地的反思與人文歷史的探索,但是他們仍然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設計師[9]。因為他們用實用且具功能的器物(花瓶、鍋子、鏟子、板凳等),表達了他們想要跟大眾溝通的創作概念,而這些生活中的器物讓人們能夠更容易理解他們的想法,而非過去的藝術往往無以名狀的產物孤芳自賞的表達方式。所以當眾人問起他們究竟是藝術家還是設計師的時候,他們堅定的回答:設計師。因為他們將前衛的思想帶入生活之中,讓這些思想對人們產生新的意義[10]

然而無論是設計的形式偏重於說明性或是象徵性,這些設計都沒有脫離設計師讓這些人造物對大眾的生活產生意義的基本關係。只是有些設計師是以人們原有的經驗為設計的出發點,另一部分的設計師是以創造新的經驗作為著力點罷了[11]。最根本的其實還是每一個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當代的經濟、科技、價值觀與人文科學,例如現在追求客製化的使用者體驗或是當時對未來科技充滿憧憬,孕育了屬於不同時空的設計主張與風格[12]

 

本文作者為Kamaro'an設計師張雲帆 / 歡迎分享連結 / 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1] KRIPPENDORFF, KLAUS. "ON THE ESSENTIAL CONTEXTS OF ARTIFACTS OR ON THE PROPOSITION THAT “DESIGN IS MAKING SENSE (OF THINGS)"" DESIGN ISSUES, 1989, 9-39.
[2] KRIPPENDORFF, KLAUS, AND REINHART BUTTER. "PRODUCT SEMANTICS: EXPLORING THE SYMBOLIC QUALITIES OF FORM." INNOVATION 1984, 3.2: 4-9.
[3] KAZMIERCZAK, ELZBIETA. "DESIGN AS MEANING MAKING: FROM MAKING THINGS TO THE DESIGN OF THINKING." DESIGN ISSUES 2003, 19.2: 45-59.
[4] KRIPPENDORFF, KLAUS. THE SEMANTIC TURN: A NEW FOUNDATION FOR DESIGN. (BOCA RATON: CRC/TAYLOR & FRANCIS, 2006).
[5] KRIPPENDORFF, KLAUS, AND REINHART BUTTER. “SEMANTICS: MEANINGS AND CONTEXTS OF ARTIFACTS”, IN SCHIFFERSTEIN, H. N. J., AND HEKKERT, P. (EDS.) PRODUCT EXPERIENCE. (NEW YORK: ELSEVIER, 2007), 1-24.
[6] 梁容輝,〈互動設計派典建構之路〉,上網日期:2015.05.20,[ONLINE]HTTPS://JAZZLIANG.WORDPRESS.COM/2012/12/19/互動設計派典建構之路
[7] STEFFAN, DAGMAR. “DESIGN SEMANTICS OF INNOVATION”, IN VIHMA, S., DESIGN SEMIOTICS IN USE. (HELSINKI: AALTO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2010), 83-95.
[8] PERSON, OSCAR, DIRK SNELDERS, TONI-MATTI KARJALAINEN AND JAN SCHOORMANS. "COMPLEMENTING INTUITION: INSIGHTS ON STYLING AS A STRATEGIC TOOL."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7, 23.9-10: 901-16.
[9]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TELLING TALES: FANTASY & FEAR IN CONTEMPORARY DESIGN, (UK: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09), FILM.
[10] RAWSTHORN, ALICE. "STEALING BEAUT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2008, STYLE SEC.
[11] BATTISTELLA, CINZIA, GIANLUCA BIOTTO, AND ALBERTO F. DE TONI. "FROM DESIGN DRIVEN INNOVATION TO MEANING STRATEGY." MANAGEMENT DECISION, 2012, 50-4: 718-743.
[12] 馮永華、楊裕富,〈「設計風格」形成因素之研究〉,《設計學報》,第十一期第三期,2006年,99-116。